20世纪后期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曾经被许多民主派视为民主自由体制的全面胜利和威权政体的最终败绩，亦曾使得不少独裁者不寒而栗，视为传统体制的风光不再。而此二者，不免夹杂过多的感情色彩，算不上对这次声势浩大的民主化运动深入的剖析。倒是亨廷顿此书，虽成于1991年，却以锐利的分析功力和明晰的观察视角引人入胜，成为分析此次民主化浪潮早出且较为深刻的著作。
本书当中，亨廷顿把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置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来民主和专制的扭结交替过程中间，对这次他之所谓民主化“第三波”的实质、原因、过程、特征和趋向条分缕析。在书中，亨氏以“民主马基雅维里”自况，以《君主论》式的洞见，为威权体制下民主派的行为提出5项重要准则，更使本书成为21世纪全球民主化新浪潮中行动的教科书。因之，此书出版之初，便不能不打上多舛的印记，而其对思想界显明的影响，亦势必在未来的发展中格外凸显出来。
台湾的自由主义宿将殷海光先生尝言，二战以来“保卫自由的伟大著作”，惟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本书而已。“这部大著，一开局就不同凡响，”他评论道，“气象笼罩着整个自由世界的存亡，思域概括着整个自由制度的经纬。不仅此也，哈耶克先生不仅能作此大幅度的开展，而且能将他所立原则，具体地引用于一些紧要的个别问题。这是一般思想家所望尘莫及的地方。”
因此，哈耶克此书在大陆全文推出，不啻中国学界的一大幸事。全书分“自由的价值”、“自由与法律”和“福利国家中的自由”三大部分，对西方思想中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观念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梳理辨析，“志在奠定人的自由的基本原则，并保障自由的基本制度，以及根据此类原则确立政府的基本功能”（本书台译者周德伟语）。此前哈氏著作在学界只有零星引入，故学人渴慕已久，终无法得窥其大势。邓正来先生此译既出，对哈氏思想的研究遂普遍展开，而哈氏力倡的自由主义理论亦愈益深入人心，为学界广泛汲取。
当我们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回首这个世纪，不少人怕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艾赛亚·伯林的话：“我的一生——我一定得这么说一句——历经20世纪，却不曾遭逢个人苦难。然而在我的记忆之中，它却是西方史上最可怕的一个世纪。”为什么给我们带来如此奇妙成就的20世纪，在即将落幕的时候，萦绕在我们心头的却是一片局促的抑郁氛围？
英国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述说的就是这样的世纪，他要为我们解答的也就是这样的问题。他告诉我们大战的残酷、冷战的不安，也为我们分析社会思想的变迁、共产主义运动的得失。“让我们一起盼望，但愿新来的年月将是一个较美好、较公平、也较有生机的新世界，”他慨叹道，“因为旧的世纪逝去时，其临终景象并不美啊！”因之，作者呼吁人类避免毁灭自己的愚蠢行为，呼吁我们齐心协力，度过历史性危机的关键时刻。他告诉我们，“人类若想要有一个看得清楚的未来，绝不会是靠着过去或现在的延续达到。如果我们打算在这个旧基败垣上建立新的千年，注定要失败。”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19．50元作为西方政治思想主流的自由主义思潮，在70年代有了全新的发展，其标志则是罗尔斯《正义论》、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和本书的出版。罗尔斯和诺齐克两书，赖何怀宏等人努力，早已与中国学界见面，并且引起了深刻的回应；独有德沃金此书，却迟至今日方始推出，故其深受欢迎，亦是情理中事。
在接受BBC节目采访的时候，德沃金曾经明确宣称，他和罗尔斯、诺齐克乃是“行进在同一条路上”——那就是坚决保卫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理念。而从细节上论，这3位自由主义巨匠又有着显明的差异，虽然德沃金指出，他与罗尔斯的一致点要更多些。德沃金断然拒绝诺齐克将自由推到极致、不惜牺牲平等的观点，他认为，平等是自由主义的原动力，“捍卫自由主义也就是捍卫平等”。他坚称政府必须平等地尊重个人权利，这一点又与罗尔斯殊途同归。对此类西方主流政治哲学，我们的偏见之徒曾以文化相对主义为名加以拒斥；然而一旦祛除这样的谬见，我们自会从中发现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怀。
对于我们这样缺乏民主训练的读者，赫尔德此书，真是一次原始丛林中的探险。
本书涉及了西方两千年来的诸多民主理论，其包容之广泛，分析之透彻，实在使我们眼界大开。其所讨论的思想家中，有我们惯常提及的洛克、孟德斯鸠、密尔，也包括我们一直忽视的霍布斯、沃斯通克拉夫特以至诺齐克和麦克弗森。按照作者的思路，他是在探寻民主的经典模式和现代发展，并探求今日民主的含义；因之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颇有助于我们把握民主理论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如今民主的潮流已成大势，我们要做的，毋宁即是把握这一潮流的趋向，来推进民主事业的发展；从这个方面说，赫尔德此书，又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柏克是他的时代思想家当中最杰出的一个。他正直、无私、富于激情，对反自由和秩序的势力不屈不挠。本书是他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代表作（通译《法国革命反思录》），其中在在洋溢着的就是他抗争革命暴政的激情；而我们不可忘记的，是他对于北美殖民地的斗争，表现出热烈的支持，这也同样出之于他的信仰和性格。在这些惊天动地的事件都已成为历史的今天，我们才会看出，柏克的立场实属难能可贵。
对中国的读者就尤其是这样。我们一直习惯于沐浴法国革命的灵光，我们的灵感往往来自卢梭的思想——而在今天更为理性的学者眼里，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恰恰是“极权主义民主”的根源所在，至于法国革命时骇人听闻的恐怖，也不能不说是卢梭理论的实践产物。对于公然反对法国革命的柏克，我们往日只是在火一般批判柏克的潘恩笔下，才可以寻得一二影子；然而经历了颇似于法国革命中种种血腥、荒唐之后的我们，又重新回归到同样激情但绝不带极权色彩的柏克，定会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马克西姆·高尔基其人，向来给我们的是两种印象。先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高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勇敢的海燕，惨遭苏维埃政权的敌人阴谋而死。到后来，他的死因开始变得不明不白，而索尔仁尼琴对他歌颂古拉格奴隶劳动的揭露，又使我们觉得他实在堕落成了斯大林的一个帮闲文人。
《不合时宜的思想》却告诉我们高尔基的另一侧面。这些于1917—1918年间发表在《新生活报》上的文章，实在是讴歌人道主义、鞭挞种种对于人性的荼毒和蹂躏的惊世杰作，其人格之崇高、思想之尖锐，较之作者回国后的歌功颂德之作，又何止天壤之别。本书的编者引用了雨果著名的警句：“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令我们感到，真正伟大的灵魂，在根柢里毕竟是相通的。
于是，总不免想到那个斯大林脚下顺从的高尔基。是什么有如此巨大的力量，竟能使一位杰出的人道主义者变得这样瑟缩可鄙？
读福柯此书，需要足够的哲学训练和坚韧的钻研能力——然而这却未能妨碍此书广受欢迎。
《知识考古学》被认为是米歇尔·福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人们甚至评论说，它是哲学领域“自存在主义以来最重要的一次革命”。即是在本书里，他确立了自己的“知识考古学”体系——这其实也是对于思想及其历史的一次全新考察。用福柯本人的话来说，“考古学所要确定的……是话语本身，即服从于某些规律的实践……考古学在话语本身的体积中针对作为建树的话语。”而在这样的学说面前，“人只不过是最近的发明，是只有两个世纪历史的形象。”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世界受到决定性的冲击，取而代之的是下面的观念——“世界以无人开始，亦以无人而终。”因之，尽管福柯的文字素以晦涩著称，当代的学人们却依然可以发现他的许多光辉，并为之发出会心的微笑。
苏格拉底丝毫不是个善良老实的书呆子。我们太容易受柏拉图的生花妙笔所感染，把他著名的老师想象成一个为真理和言论自由而殉道的英雄——而斯东告诉我们，这完全是柏拉图一手造成的错觉。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苏格拉底——这是雅典民主制最活跃的批评者，开放社会最重要的敌人之一。反民主的思想被他言传身教，因此雅典的几次僭主统治，始作俑者往往是他的得意门生，这绝非偶然。甚至他的死亡，尽管表现得极具英雄气概，其实亦植根于他与雅典民主体制的原则性冲突——只是他以自己壮丽的死亡，证明了雅典民主的反自由侧面而已。不错，自由如雅典，有时面对威胁，也不免乱了阵脚——这倒是告诉我们，没有法制的保障，自由就永远处于“未决”的处境，民主也永远有着一个潜在的污点。我们欢迎斯东此书，正是因为他雄辩地教给我们这样的真理。
俄国著名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逝世前4年开始口述回忆录，取名为“一个目击者的见证”，把目击者的直觉贯穿于这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回忆，其范围包括他整个一生，从革命前一直到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以后的解冻时期。一幕幕情景跃然纸上，使读者有身历其境之感：与斯大林的令人吃惊的勇敢的谈话；喧嚣一时的创作新国歌的竞争；假天才的伪造；剽窃行为的普遍存在。他回想了他所认识的音乐家、艺术家、作家和其他许多俄罗斯文化的中心人物。他愤懑地谈到在社会各阶层蔓延的反犹太主义，辛辣地描写了随着掌权者的调子跳舞的人们，其中有达官贵人，也有无名之辈。
过去，这一切他从未向人公开过，如今，本书所揭示的一位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在苏联如何度过一生的情景是动人的，而且往往令人黯然神伤。
在感情上，这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生活和艺术。这些回忆的语言朴素、坦率、辛辣、有力——介绍了一个世人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肖斯塔科维奇的功成名就而又可悲可叹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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